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传统文化，与青春时尚“激情相拥”******

　　编者按：

　　当“燃爆”的国产影视、复兴的非遗国粹、跨界联名的国货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生活中，热衷“国潮”、喜爱“国风”，成为人们消费观念转变、精神需求“升级”的直观体现，彰显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自信自强的鲜明趋势。

　　有这样一群正在与时代“赛跑”的青年人，让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被传承发扬。在他们的世界里，传统并不意味着褪去光环的“老旧物件”，而是代表着新潮、活力和无限可能。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古老与青春的“激情相拥”。

　　【一线讲述】

武夷茶飘出“年轻的味道”

讲述人：国家级高级评茶师、制茶工程师 陈 峰

　　“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这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对武夷“山、水、茶”的动人描绘。武夷山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以正山小种、金骏眉为代表的红茶，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在武夷山孕育、向世界传播，独特的制作工艺造就了武夷山茶叶特有的色、香、味，让武夷山成为中国茶科技的核心发源地。

武夷山燕子窠茶园晨景。肖文凤摄/光明图片

　　作为武夷人，我一直酷爱饮茶。杯茗在手，心神俱醉。我也乐于向亲朋好友推荐武夷茶，介绍茶文化。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青睐武夷茶，让武夷茶变得更时尚、更新潮了。这得益于近年来武夷山走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之路的探索。“三茶”融合，不仅让武夷茶有了更多“年轻”的味道，也给武夷山乡带来了乡村振兴新气象。

　　古老的武夷茶，“科技味”“生态味”越来越浓了。这些年，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武夷山建起一座座“无化肥无农药”生态茶园，茶叶优品率比以往提高了80%，每公斤生态茶最高能卖到2600元。2022年9月底，武夷山全市11601户茶农、1683家茶企向社会作出了“禁用除草剂，生产无公害茶”的承诺，让茶叶品质更有保障。

　　年轻人有自己的口感喜好，传统岩茶太霸气，新茶客较难接受，制茶师们就改良工艺细节，让岩茶既有岩骨花香，又滋味甜醇，深受年轻茶客喜爱。

　　如今，在继承传统制茶工艺精髓的基础上，武夷茶企正持续做优茶品牌、创新茶科技，开展“茶叶种植标准化、茶叶深加工标准化、茶产业服务标准化”三产融合，茶叶生产加工向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红茶的品饮方式也有所创新，从传统清饮向新式调饮拓展，吸引了更多年轻消费者喝茶、爱茶、懂茶。

　　种茶靠科技，卖茶靠文化。武夷山是历史上万里茶道的起点。近年来，武夷山挖掘茶道、茶艺、茶馆、茶诗、茶歌、茶戏、茶事、茶俗等茶文化，推动茶产业与旅游、健康养生、文化创意、会展等产业跨界融合。“印象大红袍”“茶世界”“中华茶博园”“万里茶道起点”等精品茶文化项目，成为武夷山著名的IP打卡点，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品赏游玩。

　　顺应信息化浪潮，武夷山打造了茶产业数字体验模式，促进“茶网融合”，并与电商平台合作，做大“电商经济”，打造了一批以武夷山“桃渊茗”为代表的电商茶企。

　　“潮起来”的武夷茶，竞争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如今，武夷山茶叶面积15万亩，茶企业4600多家，从业人员12万人，年产值过百亿元。“武夷岩茶”区域品牌价值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茶叶类第二位、品牌强度第一位。

　　根据南平市印发的《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这里将建成全域绿色生态茶园，茶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到2035年，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成为世界级茶叶生产、交易、文旅、教育、科研、康养中心。文化赋魂茶产业、科技赋能茶产业，我相信，武夷茶一定会清韵流远、香飘世界。

让文化遗产之美回归时尚现场

讲述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国际文化贸易服务中心副主任、非遗策展人 李媛媛

　　让非遗“潮”起来，是我心心念念的事情，也是我的兴趣所在。2009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专业深造时，就暗下决心——让更多人欣赏非遗之美。后来，在非遗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我转型成为一名非遗策展人。

非遗策展人李媛媛在一次非遗光影展上布展。光明图片

　　在我看来，非遗能连接一切，尤其是激发乡村活力。2019年，我策划了非遗版的“梦想改造家”——“乡村非遗爆改慢直播”。那是一个寒冬，改造地点是风筝传承人的农家大院。经过精心设计，我们把仓库变成风筝精品展厅，以全镜面的方式，打造充满光影意趣的展示空间；营造了光影艺术小院，把院里晾晒的玉米“变”成浪花，上面放上惟妙惟肖的鱼灯，对面搭起龙形风筝，寓意“跃龙门”。这次活动的视频播放量达88万次，互动4万多次。此后，曾经冷清的大院热闹了起来，成为集展示、体验、销售为一体的研学基地。

　　我们还打造了中国立春文化展示和体验中心。这座建筑坐落于浙江衢州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盘山路深处。为了让观众一进门就感受到浓浓的春天气息，我们充分调动“视听嗅味触”五维感官，通过移步换景、科技互动、深度体验，把“看春色、听春声、嗅春花、尝春糕、触春神”融入一馆之中。项目刚落成，就迎来了一批批游学的孩子们，深受他们的喜爱。

　　“子贡曰”光影艺术空间的改造，也是我践行非遗乡村美学的一项得意之作。我把河南浚县古城的古粮仓与子贡的儒商文化结合起来，设计打造了一个奇妙的光影艺术空间——在这里，不锈钢板被弯曲成古粮仓的形状，子贡语录被一束束激光镂空展示，文字的光影铺满整个“粮仓”。展览开放后收获了大量粉丝，很多小朋友一进来就忍不住奔跑，踩着每个文字投射在地上的影子，触摸追踪着“跃动”在墙上的影子。通过打卡拍照、品读文字，文化之美自然而然地“种”在了他们心中。

　　策划展览之余，我还打造了一个“非遗传二代”平台，聚集了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后代。我想和这些“传二代”们一起见证非遗的新辉煌。而现实也在不断坚定着我们的信心。近些年，非遗与国产品牌、国际大牌、影视等跨界携手，扩大了“朋友圈”，也在产业领域得到了新收获。

　　非遗与大众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让非遗回归时尚的路径也越来越多。我将继续用心做一名非遗策展人，让古老文化的魅力跨越时空、直抵人心。

汉服“出圈”，创业者曹县“赶潮”

讲述人：山东菏泽曹县汉服原创产业中心创业者 孟晓霞

　　2021年5月，山东曹县因为偶然的机缘爆红网络。“走红，是给有准备的城市”，对于创业者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上海豫园内上演国风主题表演“仲秋月神游”。新华社发

　　2014年10月，我跟老公回老家时接触到了曹县电商业，便跃跃欲试，不久后，开起了自己的淘宝店。开张当晚，我们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500件学士服。为此，我们常要守在服装加工厂门口抢货，辛苦归辛苦，心里却充满了干番事业的热情。后来，我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到曹县，在电商大潮里摸爬滚打，一点点地摸索、学习。

　　2017年，“汉服热”开始兴起。对市场的敏感让我感到，一定要抓住这股潮流。于是，第二年，我们迅速转向汉服“战场”，借助曹县服装产业链，从模仿摸索到独立设计，在各大电商平台甚至跨境电商平台开了数家汉服店，渐渐打开了市场。

　　以前回曹县，我看到最多的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后来几年，随着当地服装产业的发展，一些大学生、创业青年陆续返乡，我的老公胡春青就是其中一名返乡博士。我本科是学美术的，服装设计能用上我所学的专业知识，还能发展自己的兴趣，感到很快乐。

　　从多年前做演出服开始，曹县百姓的生活就有了很大改观。在这里，大部分家庭是妇女把电商事业做起来了，在外打拼的丈夫就回来帮忙，渐渐地，有了越来越多的淘宝村、特色小镇。

　　产业发展了，腰包鼓起来了，生活也越来越美了。我们在曹县买了车和房，还生了二胎，小日子越过越红火。2017年，我们租用村里的扶贫车间，开起了自己的加工厂，带动周边20个村民和3个贫困户就业。这几年，我们新开了直播，又开始培养带货主播，公司的队伍更壮大了。

　　2021年上海进博会，我们带着自主设计的曹县汉服亮相会场。当看到大品牌的宣传手册、周边产品、文创产品时，我意识到了差距。虽然我们的汉服已有一定影响力，但产品体系、商业模式都还需要打磨。我下定决心，不仅要做汉服，还要做更多国潮服装，传承传统文化，诠释当代潮流，打开国潮服装的大市场。

　　除了设计新的潮流产品，创业者要花更多时间修炼“内功”。我老公现在是曹县汉服协会会长。近期，我们正在筹建“曹县汉服原创产业中心”，得到了当地政府在贷款、场地等方面的创业政策支持，中心的仓储和研发由我和老公两个人全盘负责。打造“宇宙中心”的汉服中心，我们不怕忙，只怕自己做不起来。曹县毕竟是个小县城，很难留住或吸引专业人才在此工作。如果我们的汉服原创产业中心成功了，一定会有更多合作伙伴加入我们，壮大曹县汉服产业。

古筝演奏别样人生

讲述人：哔哩哔哩（B站）音乐区up主 墨韵

　　成为一名B站古筝up主，确实是“意料之外”。大二那年，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古筝改编、弹奏了我喜爱的歌曲《千本樱》，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便收获了上百万播放量，成为B站的“镇站之宝”。自此之后，我的古筝up主之路铺开了。

哔哩哔哩（B站）音乐区up主墨韵正在演奏。光明图片

　　我从六七岁开始学琴，如今已有二十多年。大学期间，我加入学校的古筝社团，时常在学校活动中演出。研究生阶段，我去美国留学，本想毕业后回国当老师。因为一些偶然机遇，我结识了那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几位同龄up主。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也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更多可能性。一种新的渴望，就此萌生了。

　　基于大学期间在B站积累的粉丝基础，回国后，我开始继续做自媒体，重新拾起了对古筝的热爱。如何让传统民乐与潮流文化碰撞出火花，是我努力探索的事情。从简单的二次元单曲古筝弹奏，到逐渐拥有自己的团队；从演奏传统民乐，到融入现代流行的音乐元素，我从未停止挖掘传统与流行融合的更多路径。

　　不少年轻人认为，传统民乐曲高和寡、古旧乏味，但我从不这样看。的确，对于音色独特、个性极强的民族乐器而言，与节奏固定、和弦要求高的流行歌曲融合确实有难度。但对于创作者而言，依然可以尝试创作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东方韵味的音乐；对于演奏者而言，也应探索更多新的呈现方式。

　　古筝早已成为我的“生命之筝”。未来，我还想尝试拍摄关于古筝的纪实性短片，带大家了解乐器背后的故事，让即使不懂古筝的人们，也能够从中获得更有深度和价值的思考。我会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传承和创新，将永远是我音乐up主道路上的关键词。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高建进、陈芃朴、赵秋丽、冯帆、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高源）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07版）